故而圣创作为一种理论，[61]如同神显一样，贯穿《礼运》秩序起源的论说之中。

这就是离开宗教就无法理解现代性（不管哪一次浪潮）的根本原因。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中国乃至世界形势，可谓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

是从单一文明体的古今之变出发，还是从文明间关系（无论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出发。例如，国家货币的观念性一点儿都不比虚拟货币少，但另一方面，国家货币又比桥梁和楼宇更为坚实。当前这首先包括经贸关系的失衡与再平衡、国际关系、国际法、地缘政治、战争与和平、大陆与海洋。然而，未及天和天命的天下观始终是浮泛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文明比中华文明更不拒斥全球化。

当前各种理论的无效，在哲学层面的缘由就是未能达到这一前提。随着充满曲折斗争，但终究无法摆脱的经济一体化历程，全球文明的互动将是一个总体性的趋势。在包括王权、贵族、市民阶层、知识阶层等在内的各种世俗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清教运动所带来的那种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对世俗社会生活的严厉管控，以及残酷的宗教迫害等，逐渐遭到越来越多社会群体的厌恶和公开抛弃，而宗教宽容（进而信仰自由）、政教分离逐渐成为欧洲社会的普遍共识并得到宪政制度的确认，清教乃至整个基督教都不得不退居纯粹的个体性的精神生活领域（私域），而不再拥有对于世俗的社会政治生活（公域）一手遮天式的绝对权力。

一个人只要自己心诚，只要不断地按照圣训要求进行自我反省、纯洁自己的心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尤其是要严格节制自己的各种世俗欲望，保持清心寡欲，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可以达到这种文化价值与信仰体系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理想境界或道德境界，而无需非得学习和操演那些外在的繁琐的仪式仪轨。于是就有各种用自然界的现象来比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做法，从先秦的阴阳五行学说，到汉代的谶纬之学，再到后来的各种祥瑞、术数迷信等等，都是这种所谓的天人合一思维的体现。虽然儒家也有所谓恕的观念，但恕仅仅只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态度、一种属于君子身份的个人修养而已，而不是对不同思想信仰的宽容，其所包含的宽容精神始终只停留在待人处事态度这种低层次上，而终究没有上升到对待不同的思想信仰的宽容这样的高层次上。就现实化而言，心学走平民化的道路，把原来高高在上远离人间烟火的道德说教拉倒凡夫俗子的生活之中，使之成为人人都可以践行的生活方式。

可以想象，当读书沦为应试、谋利的门径的时候，儒家经典所谆谆教导的那些高调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根本就难以真正进入人心成为信仰，甚至会被庸俗化，造就一大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对高尚的儒家道德理想无疑是一种腐蚀，直接导致其信仰危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的清教徒的职业伦理问题，与宋明理学颇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

程朱所作的工作，就是要为儒家的基本价值理念、道德理想创立道德形上学基础。尽管如此，程朱理学在培养信仰方面始终存在着很大的破绽，上述关于理性认知与信仰养成两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主静、主敬功夫而得到根本解决。所以，宋明理学尤其心学也具有某种意义的良心自由的主张。这并不奇怪，当人们能够从某种世俗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理想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将这种事业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人生的依托和精神的皈依，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谋生、谋利的工具和手段。

陆王心学就是为了解决程朱理学的上述破绽而提出来的。信仰的养成，只能通过非理性的途径。心学主张即使是普通人，乃至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愚夫村妇，也同样可以践行儒家的道德理想。但是显然，理学家倡导的格物致知绝不是这个意思，绝不是要人去研究和发现外在世界万物运行、发展的客观原理、规律，或者自然法则，而是要去发现万物运行、生发所彰显的道德秩序、道德价值，也就是儒家的天理。

在理性认知上认同某种学说，并不等于信仰它。心学诉诸非理性的对本心、对良知的直觉体认，更是明显地受到佛教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启发和影响。

宋明时期中国商业文化勃兴，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尤其在明代江南一带，这种商业气息浸染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追逐物欲的市井文化流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只能跟随风而摇动。

理学的道德专制脱离了正常的人性，走向所谓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类反人性的极端，与宗教极端主义别无二致，其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招致人们普遍的抵触和反感。其实，在西方近现代，良心自由不仅仅是指个体对待自己的信仰、思想的态度，即坚持只听从自己内心的良心召唤，而不为外部力量所左右，而且更是指国家、社会等外部力量不得干涉个体的思想、信仰的自由，不得强迫个体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思想信仰。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清教和理学都是绝对不宽容的。更有甚者，人们往往会用道学家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践行儒家的道德理想，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而自己却根本做不到、也不想那样做。当然，致良知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每个人经常不断地对标对表儒家道德理想进行自我反省，不断地克制乃至消灭一切私心私欲，这样才能彰显本心。主敬，就是首先要怀着一种虔敬的心理和态度，才能认识天理，所谓涵养须用敬。

信仰一定是发自人的某种人生经验、一定是通过非理性的体验才能生发。毕竟信仰问题是不可以以知识化的路径来解决的，正如研究宗教的学者不一定自己就信仰这个宗教一样，熟读儒家经典的人也未必真心信仰儒家的道德理想。

从致力于、献身于世俗的事业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从中获得宗教救赎，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同。所以这些外在的东西都可以从简。

然而，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人把自己的道德想象强加给这些自然事物的，离开了人的想象，这些事物本身谈不上有什么道德品质可言，一切都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使然。这与宗教极端主义宣扬的神魔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暴力如出一辙。

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与理学对人们尤其对士大夫阶层（知识阶层）精神世界的禁锢和思想上的束缚有重大关系。作为一种纯粹个人的人生选择，无论清教还是理学，都自有其价值。而要达到这样的修为境界，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外部的帮助力量并不是必要的，而且也不一定要研读圣贤之书，甚至不用读书，一字不识，只要自己努力也能悟出理学家所说的理。饱读圣贤之书不见得就一定会信仰圣贤之道，因为光读书并不能保证圣贤之道、之理就一定能入心，成为信仰。

因此，一个人要选择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应该也只能由他/她自己来做最终决定，任何其他人、其他力量都无权越俎代庖。因此，不仅是士大夫之类的社会精英，即使是普通民众，也别无选择，只要不愿被打入禽兽之列，就不得不老老实实接受和践行儒家那套成圣成贤的道德价值、自省功夫和礼教规范。

所以说，严复对于思想信仰自由的理解显然是完全错误的。除了教会以外，世俗社会的王权、贵族以及新兴的市民阶层等等，都拥有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影响力。

以歌颂的方式麻痹人们并欺骗人们自觉接受奴役，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伎俩，而其始作俑者就是道学家。随着市场经济势不可挡地发展壮大，席卷西方世界的工商业文化潮流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大削弱了宗教对人们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清教对多数人的束缚很快被冲破。

硬要将两者统一到理或者天理上，其结果就是既不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客观规律，也无法帮助人们培养信仰，最后实际就是道德信仰与客观知识两者的双输、双失。而对于不信仰其宗教（教派）的人，尤其是对所谓的异端，绝不宽容，往往予以各种迫害，有时极其残忍无情。这种信仰危机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从汉末到隋唐之初，四五百年间，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人们心中不再具有神圣性，尤其精英阶层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他们内心里根本不把儒家道德当一回事。因为理性认知意味着对任何学说、观念都秉持不盲从的态度，而坚持追问为什么，这是一种批判的态度。

理学之前的儒家传统上倾向于认为普通民众是做不到圣贤那种境界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苛求普通民众去践行圣贤道德。理学那种被人诟病为以理杀人的道德专制由此形成。

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一直都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将人的主观意志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混在一起，认为外部世界（人类社会、自然界）的运行受某种神秘意志（天）的主宰，而这个神秘的最高意志（天）本身又是道德的本源，因而世界秩序都恪守和体现某种道德价值，所谓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类的思维方式即是由此而来。因为儒家传统上对人性的看法具有很强的等级观念，即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圣贤的先天禀赋，因此理当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为社会精英，引领社会文明进步，做民众的表率，后者则无此禀赋，只能接受君子的引领、教诲。

 三、宋明理学与基督教清教运动的职业伦理观念之比较这里还应顺便谈谈宋明理学与清教运动对于人们的职业伦理观念的影响，毕竟信仰终究需要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才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否则就只是一种小圈子的修行，无法走向社会大众。因此，追求事业成就不是为了满足世俗欲望，更不是为了能够享乐，而纯粹只是为了宗教的目的即成为上帝的选民获得救赎，所以他们将追求世俗事业视为上帝赋予的天职。